[摘要] 如果结构性改革推进不力以及应对危机举措不当，中国有可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未来5到10年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高危期，政府需要做好政策预案。若能把握住对资本异常流动的控制，增强国内外主体对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信心，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就能避免或缓解危机的恶化。
新京报：你认为其他改革进展到什么程度，资本账户可以开放？
张明：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应该有一些前提条件：，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应该充分市场化；第二，中国金融市场现存的一些脆弱性应该得到处理，比如当前影子银行体系内积聚的风险、房地产市场下调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出现的坏账风险等；第三，中国政府应尽快建立一套新的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并借此来取代资本账户管制。在上述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再全面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经济对负面冲击的抵御能力将会显著增强。
新京报：刚谈到避免危机的第二点是维持投资者信心，而其中的关键一环是结构调整。你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应该怎样改革？
张明：目前对中国经济而言，最重要的结构性调整有三点。
，让整个国民收入更好地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让居民获益更多。
第二，打破国有企业对若干服务业部门的垄断。这里的服务业部门包括教育、医疗、通信、铁路、金融等部门。未来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增长，主要动力源泉将来自服务业，因为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服务业要想快速发展，必须打破市场准入的门槛，让民营企业能够真正跟国有企业进行竞争。此前三中全会决议提到的混合所有制，包括近期石化企业的一些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第三，加速实施国内各种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要素既包括土地、水电气这些资源，也包括环境成本，要把它内化到企业的经营决策中去。只有要素价格充分市场化，才能真正促使中国经济从粗放型增长变成集约型增长，变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增长。
应对危机应做好政策预案
新京报：对于改革的路径推进，你有何建议？
张明：，必须要推进结构性改革。只有结构性改革得以推动，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完成转型，才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上所有愿景，都建立在国内经济在未来一二十年能否再保持6%以上增长的基础之上。尽管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非常强大，但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当前政府有很大的勇气和决心来推进改革。如果能把本轮反腐的勇气和决心用到推动结构性改革上来，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另外，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新兴经济市场在成长为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都会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经历各种类型危机的洗礼。未来的5到10年是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高危期，因此我们要做政策预案。其实我觉得危机爆发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危机爆发之后怎么加以应对。
世界上有两类国家。一类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类国家的数量很少，例如亚洲的韩国与北欧的芬兰。这两个国家的特点是，它们都曾爆发过金融危机，但它们很好地利用危机来凝聚国内的共识，从而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另一类国家则深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不能自拔，例如一些拉丁美洲国家。
新京报：现在关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速，经济学家有很多猜测。有的乐观，有的悲观，且有很大争论。你怎么看？
张明：二者都是基于对未来改革情景的不同而判断得出的结论。比较乐观的，像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和复旦的张军教授，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还可能保持8%左右的增长。他们是基于一种乐观的愿景，即相信中国能够成功地实施结构改革，能够顺利地转变增长方式。在这种愿景下，中国经济可能有很快的增长。
但很多人没这么乐观，认为6%或7%就相当不错了。这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以及潜在的金融风险，他们倾向于认为，在未来5到10年要成功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是非常困难的。
新京报：你是一个中国经济的悲观主义者吗？
张明：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审慎乐观的。如果政府能够真正推进国内的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帮助我们在未来十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今天我提到的诸多负面情景，则是我衷心希望中国能够成功避免的。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当前改革的进展？
张明：有这样一个比喻，中国改革一开始像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则进入了深水区，河的深度已经超过人的高度了，再在水底走也走不过去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浮起来，瞄准对岸的目标游过去。你要清晰地知道你想到达何处，你才能顺利地游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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