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果结构性改革推进不力以及应对危机举措不当，中国有可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未来5到10年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高危期，政府需要做好政策预案。若能把握住对资本异常流动的控制，增强国内外主体对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信心，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就能避免或缓解危机的恶化。
张明
1977年出生，分别于1999年和2002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2007年获得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与中国宏观经济。
出版《全球危机下的中国变局》、《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国际金融新战略》等学术著作。入选首批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与中国金融博物馆第二届青年金融学者。
核心观点
如果结构性改革推进不力以及应对危机举措不当，中国有可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未来5到10年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高危期，政府需要做好政策预案。若能把握住对资本异常流动的控制，增强国内外主体对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信心，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就能避免或缓解危机的恶化。
警惕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新京报：你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建议，中国政府要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最近也有知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危险地带，改革若把控不好可能会爆发很大危机。是这样的吗？
张明：的确有这方面的风险。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也是我过去几年的研究重点之一。
新京报：如果未来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话，将会发生在什么领域？
张明：可以从私人部门、政府部门与对外部门这三个部门来审视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这三个部门各自面临一些风险隐患，目前正在逐渐累积。而且，这三个部门之间的风险很可能是联动的。未来在特定情形下，一个源自内部或外部的负面冲击，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在这三个部门相继爆发，并且形成恶性循环。
新京报：分开来说，怎么理解私人部门的风险？
张明：在私人部门，金融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我国的企业部门负债是全球大国中的，占GDP的比率在130%左右。企业高负债对应着高投资，高投资形成了企业的高产能。在过去内需和外需都很强劲的情况下，这样的模式没有问题，它会带来高增长。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外部需求开始萎缩。随着国内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降，内需也开始下行。内外需的萎缩导致过剩产能变得非常明显。过剩产能意味着企业投资收不回成本，银行给企业的贷款收不回本息。所以未来几年内，需求萎缩加剧的产能过剩必然导致中国企业部门的去杠杆化，进而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显著上升。
第二，银行体系的健康完全和房地产行业的健康绑定在一起。我们曾经做了一个估算，中国商业银行放出去的贷款中，有百分之四五十左右，都跟土地和房产的价值密切相关。这些贷款最后能否顺利收回，也和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密切相关。例如，如果的房价地价都下跌三分之一，那么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就会产生相当大的损失。
新京报：但有经济学家认为，因为中国的首付比例很高，中国房地产贷款对银行不会造成很大风险？
张明：如果风险不大的话，为什么最近宏观经济下行，政府又开始放松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了呢？尽管首付的保障使得居民住房抵押贷款比较安全，但是对开发商的贷款与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的安全边际并没有那么高。
新京报：公共部门的风险又是什么？
张明：过去十多年，政府债务占GDP比率的上升速度太快，特别是在全球危机爆发和“四万亿”之后。根据审计署实时的调研，截至去年6月底，中国政府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在56%左右。
随着私人部门金融风险的爆发，银行坏账比率将会显著上升，如果中国政府再像1998年那样对银行体系进行大规模救援，那么未来几年政府债务水平可能会继续快速上升，最终导致市场对政府的偿债能力产生怀疑，市场对于政府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降低债务负担的担忧也会加剧。
新京报：对外部门的风险呢？
张明：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国际收支双顺差。但未来的一些变化会使得双顺差逐渐消失。比如，随着人民币、劳动力价格上升以及国内其他要素价格调整，目前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率已显著下降。在资本账户方面，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中国的家庭和企业以前只能在国内配置资产，而未来随着资本账户的开放，他们会有很强的动机将一部分资产配置在海外，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可能会有很大的资本外流。因此我国的资本账户顺差也可能缩小，甚至变成逆差。一旦国际收支双顺差变成了一正一逆，或者说双逆差，那么我国的外汇储备就可能开始下降，人民币汇率就可能开始贬值，资本流出的压力会带来一些新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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