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天勇认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农民。“政府把你的一亩耕地几万块钱拿过来，拍卖时以几十万、几百万卖出去。一方面推高了地价和房价，剥夺了城市居民区购房的一部分收入，另外一方面，直接剥夺了我们的财产性收入。”
一旦完不成税收目标 就把罚款部门找来开会sfw
周天勇分析了中小企业税负过重的层层原因。sfw
首先，他从中国目前的税种分析，“我们现在的地方财政没有自己独立的税，大部分都是共享税。而且越是最基层的政府，越没有税种。”这样一来，中央财政在税种上拿到，其次是省，以下是市，到县级就没有多少税，最后到乡就更没有税种。
在周天勇看来，下面四级政府需要承担大量的社会事务，钱不够花怎么办？卖地、收费、罚款、加重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借款搞一些融资平台等等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众所周知，企业年年在清费，中小企业负担过重的呼声却丝毫不减。
周天勇也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表示悲观。他认为，所有清理中小企业收费的机构都是去收中小企业的费用的人，这样做的难度等同于“你跟猫说你不要偷吃鱼”，可能性基本不大。“让收费的人去清理自己收的费，而且他的机构运转都靠这些费来运转的话，相当于革他一次命。”他说。
另外，周天勇还对历次减税“雷声大雨点小”进行了吐槽。他说，财政部门、税务部门自从打中央说减税、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一来，每年财政收入都是高于GDP增长的。地方财政每年给地税下达税收增长任务，不管经济下滑到什么程度。一旦完不成税收目标，就把所有的罚款部门找来开个会，看看有什么办法把财政收入目标完成。“最后就导致了疯狂从社会上把钱集中上来的机制。”周天勇说。
先立法再改革 到那时企业都死光了
周天勇表示自己不能认同“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的说法。“我看了一下，我们现在将近500部法律，地方法规、部门条例和国务院法规可能有一万多个，如果把这些不合理的条款清理出来、废止的话，我估计没有五年的时间都够呛。第二，如果立法在先才能改革的话，把这些法立起来的话，估计没有15年都够呛。所以，如果以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的话，那就不要改革了。”
周天勇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办法，是把三中全会方案作为立法通过，最后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要按照这个来进行。“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的话，有的时候你一想，你连改革都没有改革，经验教训在哪都不知道，你想立法去改革？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系列的收费罚款要紧急停止，不是说要把法律清掉，再立个法以后才能把这些费清掉，我估计那时候企业都死光了。”
另外，周天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改革和调整提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要坚决朝着三级政府的改革迈进。没有那么多税种可以设计实现让五级政府存在，而且五级政府的效率、层次及规模都消耗财政资源，一定要推进省直管县，划小省级区域。
其次，按照现在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要把地方的事权设定独立的税种。“不能共享，大的税让中央拿走了，小税留给地方好几级政府，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去乱收费、卖地而且是疯狂卖地，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再次，要控制三公支出以及政府机构编制人员的增长。“我们发个文件就可以建一个机构，党委班子会上一讨论就可以建个机构，建个机构就要配干部发工资，没有钱最后就去收费。发改委、物价局等机构里这样的事情做得太多了。”
“三中全会说到税收法定，我想应该收入法定，政府的所有收入都要法定，不能任何一个部门立一个部门法律或者部门条例就可以收费。”周天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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