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果从夜晚的天空俯瞰首都，北京城像一个光芒四射的舞台，但舞台四周，你会发现一圈寂静、灰暗的"项圈"。"灰项圈"在学界有一个专用名词："环首都贫困带"。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
北京邻居 环北京贫困带调查
如果从夜晚的天空俯瞰首都，北京城像一个光芒四射的舞台，但舞台四周，你会发现一圈寂静、灰暗的"项圈"。
"灰项圈"在学界有一个专用名词："环首都贫困带"。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
七年之后，2012年3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其联合发布的首部京津冀蓝皮书中再次指出，"环首都贫困带"不仅未能缩小与北京周边郊县的贫富差距，反而愈加落后。
多年来，北京靠政治优势长期吸吮着周边地区的资源，虽然近年已开始反哺，但历史形成的"贫困带"问题依然存在。虽然有些贫困带上的城市已从北京的发展中受益，更多的县城仍亟待"脱贫"。
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建设首都经济圈，给贫困带开出了一剂药方，但北京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互动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如何影响、塑造其周边地区的发展？"经济圈"如何破除"贫困带"？答案仍旧待解。
京津冀蓝皮书称京冀边界两侧收入差距仍在拉大
京冀的贫困壕沟
贫困带的“伤口”仅靠河北一剂猛药几乎难以“愈合”。必须保证北京在吸吮资源的同时，给予相应的生态补偿，形成一体化的良性互动，而不是让这座满怀国际大都市梦想的城市孤独地成长
一条越来越深的“壕沟”泾渭分明地把北京与其近邻河北分隔开来。
“壕沟”的一边是气派的高楼大厦和宽阔平坦的马路，另一边是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和崎岖不平的小道，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甚至将其形容为“地界相连两重天，欧洲非洲各一边”。
事实上，“非洲”对“欧洲”已成包夹之势，形成了一条环绕北京的贫困区域。2012年3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发布首部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报告(2012)》，报告称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协调，突出表现为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地区间经济梯度落差过大，而其中的“环首都贫困带”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该蓝皮书的一篇分报告《河北省环首都贫困带现状研究》中，对比了从2004年至2009年的贫困带地区京冀两地的人均GDP、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三项收入指标。其中2004年，三项收入指标京冀比均在2倍以上，而2009年地区财政收入京冀比竟高达9倍以上。更重要的是，“五年内，边界两侧各项收入差距扩大势头依然迅猛，边界两侧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正在由不平等走向更大的不平等”。
“壕沟”越来越深
在认真分析了京冀两侧的数据之后，韩劲想到了“壕沟”这个词，并把它写进《河北省环首都贫困带现状研究》报告之中。韩劲是石家庄经济学院的教授，因从小生活在农村，博士论文又是研究贫困山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贫困问题一直比较敏感。2010年，韩劲受邀参与了保定的“十二五”规划讨论，她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河北涞水县与北京房山区仅隔着干枯的河道，差距却异常明显。“就拿养老保险来看，北京那边每月400多元，河北这边只有55块。”韩劲说。
“环首都贫困带”出现于官方表述中是在2005年，彼时，环首都贫困带被称为环京津贫困带。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称，由于历史和主客观多方面原因，河北与京津接壤地区形成一个贫困人口集中的贫困带，并将京津以北连片的24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报告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期，京冀边界两侧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然而到了2001年，贫困带上的24个县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北京一侧区县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韩劲好奇的是，如今这三项指标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她在研究时发现，2004年至2009年，五年时间内，京冀边界地区财政收入落差以接近40%的年均环比增长率超正常“增长”，特别是2010年北京地区财政收入的环比增长率高达146.35%，而河北一侧则呈现下降趋势。韩劲说，较高财政收入就会在北京边缘地区形成较高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而河北省的表现却恰好相反，为此，京冀边界两侧的居民待遇的不平等会更加明显。这种差距还特别体现在交通上，曾有人戏言，闭着眼坐在车里，只要开始颠簸，就知道已进入河北境内。
与北京一侧的强势增长相反，2004-2009年，京冀边界河北一侧各项收入的增长势头均在下降，“京冀边界差距继续拉大不仅是目前的事实，而且是未来的趋势。”韩劲说。
在2005年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到，贫困带有24个县(区)，共有和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21个，贫困人口180.4万人，贫困标准为年人均收入625元，占全省贫困人口的35.86%。
而河北省发改委与河北省扶贫办2011年9月的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环首都贫困地区有25个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口235.9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42.1%。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涞水县人均生产总值为1.1万元，房山是4.4万元；全部财政收入，涞水是3亿元，相邻的北京一侧，房山则高达117.5亿元。从两组数据可以看出，6年间，京冀两侧的差距并未缩小，反而有增大的趋势。“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在今年2月底河北省扶贫开发暨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工作会议上感叹道。
长期研究京津冀一体化的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岚认为，因为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人口肯定会增多，但京冀边界两侧差距的确在拉大。
按照韩劲的分析，正常情况下，区域经济的辐射能力和拉动作用是以中心城区为极点在向外扩展中缓慢下降的，“可从北京到了京冀交界处，这个缓坡变成了悬崖”。
贫困带的“牺牲”
其实，在大多数经济大国在发展过程中，均形成了庞大的首都经济圈和都市圈，但只有中国的首都周边形成了庞大的贫困带，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环京津贫困带”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曾去河北赤城县调研，当地人开玩笑说，他们的第二产业就是铁匠铺，三产就是小卖部。她曾到一家农户，兄弟两人，哥哥五十多，弟弟四十多，都还没有找着媳妇，其贫困程度可见一斑。
在2005年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将贫困带的出现的原因归结为，敏感的区位条件限制、自然条件恶劣、自然资源严重超采和退化、历史上多次人为破坏和重大决策失误、扶贫和生态保护决策和管理不能形成合力以及非市场化的资源环境分配方式的影响。作为当年该报告的执笔人，李岚认为，时至今日这些原因仍不过时。
从客观上讲，该区域内生态环境脆弱，适应合理开发利用的土地不足总土地面积的30%，难以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规模经济。但主观上说，由于这些区域多处于北京的区，是首都的生态屏障，亦是城市供水水源地和风沙源重点治理区，所以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这就限制了地区的经济发展。
令李岚感触最深的是，为了防风固沙，张家口、承德地区牺牲了许多大项目。如赤城县共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项目，关停压缩了59家企业，导致近千人下岗，每年利税损失近亿元。丰宁县关停了造纸、矿山等一大批工业企业，年减少工业产值20亿元；为了防沙护草，丰宁县共淘汰山羊35万只，马驴骡3万匹，农民每年直接减少收入近4亿元。
类似的例子俯拾即是。除此之外，该地区因地处要地开放较晚也是影响发展的原因之一。河北省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干年前，一个新加坡公司在张家口投资生产大理石，出于某些原因，该项目后来被迫下马，当地政府不得不向投资商支付两千万元违约金。
另一个令河北难以望京项背的是，因财力有限，造成了“同策不同利”，与北京政策待遇不对等。例如，在“村村通”公路补贴上，河北每公里只有3.5万元，而北京高达35万；生态移民上，河北省补助标准是每人5000元，北京市补助标准是每人1万元；人工造林上，北京市的补助标准为3000元/亩，而河北省只有200元。
事实上，这种政策待遇的不对等，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环首都贫困地区与北京相邻区县发展的鸿沟和不平等。
木桶上的短板
在中国政府的“十二五”规划中，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而在此区域内的贫困现状影响着该战略的实现。如果把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比作木桶，环首都贫困带则是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
实际上，京津冀一体化的前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环渤海战略。2004年2月，京津冀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廊坊举行，三方正式确定一体化的发展思路。然而，京津冀一体化的合作却一路坎坷。
事实上，京津冀合作的难点在于首都、北京、天津和河北“四方”的关系，其中，经济合作还掺杂着政治因素，使得经济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令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无能为力。
在上述蓝皮书的分析报告《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问题与症结分析》一文中，李岚指出，由于首都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平等的市场经济关系变得不平等，既无特殊政治地位又无特殊经济地位的河北处于弱势，不能够与京津平等对话。
李岚举例称，贫困区域曾多年无偿向北京提供资源，即使后来有补偿也没有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行科学计算，更没有形成制度固定下来。特别是在河北省自身水资源严重短缺情况下，必须优先保证首都用水，赤城县几十年来已向北京官厅、密云水库输水数百亿立方米，这种方式只会加剧地区的贫困。
“京津一体化，首先是有互补、有竞争才有合作。而贫困带还吃不饱穿不暖呢，凭什么与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合作？”李岚反问道。
“水资源方面的牺牲是很难用钱来衡量的。”河北一位官员感叹道。
观察人士注意到，“十二五”规划中，尽管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但重点是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人们便不无理由地担心西部贫困带的脱贫问题。“贫困带问题不解决，"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和建设"首都经济圈"就是空谈。”韩劲说。
在韩劲看来，京津冀一体化的版图中，天津是北京的出口，而河北是其腹地，目前因为贫困带的存在，削弱了腹地的作用。她举例说，河北本可利用地缘优势成为北京的蔬菜基地，而事实是，山东蔬菜一减产，北京市场就感冒。河北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处长孙振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河北在这方面起步晚，发展慢，观念较为落后，反而有的山东菜商收购河北的蔬菜，贴上自己的商标进入北京市场。
据韩劲观察，在“十二五”规划之前，京津冀一体化经常被称为双核带动，可效果远没有长三角、珠三角一带，确立一个“老大”的效果明显。而“十二五”规划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确定这个核心之后，至少有利于统一规划和协调。
李岚也注意到，在北京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强与周边的合作，由能量积聚向能力扩散转变，重视与河北的合作。北京专家甚至提出发展河北就是发展北京的观点，特别是在水资源补偿上，贫困带把种水稻改为玉米，省出的水供给北京，而北京每亩给550元的补贴，尽管这个补贴还没有农民租地的收入高，但北京的合作意识在不断提高。“给予生态补偿也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水，这有利于区域合作可持续性。”李岚说。
困局待解
李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年前在提出环京津贫困带时，大家只关注了这个概念，而意义在于提出建立“生态经济特别示范区”的思路，“这个思路比较超前，到现在国家也没有施行”。
所谓“生态经济特别示范区”，是国家为解决生态与贫困交织的突出矛盾而在典型的跨省级生态敏感区域建立的综合性示范区。示范区通过制订并组织实施区域特殊的相关政策，建立保证生态安全和促进区域发展的各项体系，达到消除区域贫困和改善区域生态的双重目的。
李岚举例说，在土地问题上，国家可以网开一面，因为张家口、承德一带许多土地沙荒严重，本就不长粮食，可以搞一些生态型工业项目。“这一带的优势是可以做绿色食品基地，有人来投资，可没有土地指标就建不了。”李岚还建议，在其他方面也要给予环京津贫困带倾斜支持，如在张承地区布局重大战略物资储备项目、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减免重大项目建设配套资金等优惠政策。
除此之外，李岚提出，生态补偿因涉及到不同的省市的不同地区，必须在国家层面建立一套管理机构，协调三地四方的关系，保证其顺利运行。
在河北省发改委联合河北省扶贫办所作的环首都贫困带调研报告中亦提出，要改善基础设施，探索建立生态建设补偿机制，支持社会事业发展，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为此，今年2月29日，河北省委、省政府在涞水县召开了全省扶贫开发暨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工作会议。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在会上表示，要举全省之力抓好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经过二三年的艰苦努力，打造展示扶贫开发成果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之路。
在此之前，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在“两会”上向媒体表示，通过2到3年的努力，环首都地区的县(市、区)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一位研究环首都贫困带的专家对此表示担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地区极为落后，单靠河北财政收入，砸多少钱下去都“听不到响声”。必须有国家层面的支持，这些地区为首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也应该投资，否则仅靠河北的力量，大变样可能只是美好的愿望。”(记者刘子倩 实习生张琦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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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德、张家口、保定等首都周边，存在一个贫困程度较深且集中连片的"环首都贫困带"。部分深山村，不少群众还处在走泥路、住旧房、没新娘、种"棒棒"(玉米)、晒太阳的极端贫困状态。这一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另一方面，由于负有为首都保护水源和生态的特殊使命，国家对这一地区实行限制开发政策，"政策致贫"因素也不可小觑。
河北赤城县未能脱贫陷入焦虑 支援首都转身艰难
焦虑的赤城
位于北京正北的赤城，是革命老区，也是首都的重要饮用水源基地，多年的发展备受制约，即使在史上力度的“扶贫攻坚计划”之下，这个县城依然面临转身的难题
从3月开始，赤城县雕鹗镇康庄村村支书胡志军从来没有集中接待过这么多的客人，河北省委副书记、县领导多日考察这个村庄，扶贫工作组至今还租了三间房常驻在村里。
位于北京正北的河北省赤城县，与北京市延庆县一山之隔，有的地方甚至仅隔一条马路，但两地贫富差距相当明显，官方的数据显示：2011年，赤城县财政收入9.7亿元，可用财力12.2亿元。而同一年，延庆县财政收入18亿元，可用财力可达68.3亿元。
工作组的出租屋里，炉火烧得很旺，临时围起一圈办公桌，几张床，两台电脑，十多个从县农牧局抽调出的干部就吃住在这里。
“这是多年没有等来的好事。”胡志军说。康庄村是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负责的片区，从今年开始，这里将要建设“幸福乡村”，初步计划先建成“蔬菜示范区”，同时原村进行复垦，村民则全部搬迁到新村去。
与康庄村一样，贫困始终纠缠着这个与北京而居的县城，即便多年来一直开展脱贫工作，但始终没能走出贫困。而自去年“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提出后，赤城开始迎来十年来力度的扶贫攻坚战，康庄村的“幸福乡村”扶贫试点只是其缩影之一。
然而，受地理区位、生态环境、自我造血能力、区域协调等诸多因素影响、运动式的攻坚之下，赤城的脱贫之路仍然不够明朗。
山里山外
“如果要在山的那一头，我们早富了。”雕鹗镇下虎村村会计皇甫桂林丝毫不掩饰对一山之隔的北京延庆县的向往。每当提到延庆，赤城人都啧啧有声，那座勃然向世界型大都市迈进的城市，已悄然将“住旧房、种棒棒、没新娘”的邻居甩在身后。
差距在一组组数据中得到印证：赤城县目前还有27个行政村未通公路，327个村未实现街道硬化，延庆的却是100%全覆盖；同样是“村村通”工程，北京每公里补助35万元，而河北仅补助3.5万元。
在国家公益林的补助上，赤城县每年每亩补助9.75元，而延庆执行的补助为20元。护林员的工资也大不相同，赤城共有的329名专业护林员，人均月工资600元，而延庆的专业护林员月均工资达1500元～2000元。延庆还将重点林区列入以户为单位管护，年户均工资1.5万元左右，仅此一项收入，比赤城一户农民的全年收入还高。
赤城县发改局局长杜笑飞打了个比方，同样地段的一亩地，仅一块界碑、一条马路之隔，延庆的地价是50万元，而赤城的只有3万元。
从县城中心出发，沿着241省道一路向南，两侧成片区的土坯旧房随处可见。皇甫桂林所在的下虎村共有450户，其中近乎一半是土坯房。皇甫桂林说，他家的房子已住了33年，由于年头太久冬灌风、夏漏雨，几年前不得不将房顶换成瓦片。在村里，他的房子还不算老，村里最旧的土房已有着上百年历史。
赤城县共有下虎村这样的贫困村252个，贫困人口15.98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61%。如果按国家确定的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贫困线，赤城县所辖的18个乡镇中只有4个乡镇高于这个标准。
赤城县东卯镇四道甸村与延庆县千家店镇花盆村依界为邻，两村自然条件相同，村民常有往来，人口相差不多，产业结构均以农业为主，前者2010年的人均收入仅为1100元，后者则已达8500元。
“赤城与延庆处处都没法比，教育、医疗上差异更大。两地的物价相同，甚至赤城一些物品要比延庆还要高，但工资完全不同，作为副科级干部，我每月工资2500元在当地算是很高了，而在延庆则是4000元以上；赤城的扶贫办有20多人，而北京根本没有扶贫办，”赤城县扶贫办主任闫冬青说。
“十年九旱”的赤城，农民仅依靠人均不足3亩旱地难以吃饱，主要收入来源则是农闲时到延庆烧锅炉、打零工。在农资补贴上，赤城与延庆也差距很大。“一袋化肥在赤城农民要花125元，而延庆的村民只需自掏六七十元，剩余都来自补贴，而种子还另有补贴。”赤城县农牧局副局长张广明说。
贫穷折射了另一幅图景，在赤城，几乎每个贫困村都能找到娶不起媳妇的单身汉。 “光下虎村单身老汉就有80多人。”皇甫桂林说。年轻人外出打工也许还能带回来个外地姑娘，否则呆在村里娶媳妇都难。在皇甫桂林看来，延庆县与下虎村虽只有一山之隔，但“他们那叫城，我们这是村，城里的姑娘谁愿意嫁到村里？反倒是村里不少女孩子很高兴嫁到延庆”。早些年却是相反的，解放后的一段时期，赤城的村里能吃饱饭，很多延庆的姑娘甚至主动嫁到赤城来。
支援首都
河底的碎石还在，但红河的水已经干了。雕鹗镇上开出租车的小宋清楚记得，这条河在雕鹗段曾经水没膝盖，候他们经常在里面嬉戏。
位于北京正北的赤城县，是首都北京的重要饮用水源基地，有着“京城两杯水，一杯源赤城”的说法。黑河、白河、红河，赤城的三条河流曾经汹涌地汇入北京的密云水库、白河堡水库，年均供水量占密云水库蓄水量的53%、白河堡水库蓄水量的100%，历史入库水量3.47亿立方米。
但目前的赤城还有不少贫困村饮水困难，据2010年统计，全县174个行政村、6.1万人畜饮水困难，其中有87个村、2.6万人需移民搬迁。下虎村村干部王桂明说，地表水没了后，村民吃水从此前的挑水变成了向地下挖水，“以前挖个几米就有水了，现在至少15米才能用机井抽出水”。
为节约入京水源，赤城县在2006年实施了“稻改旱”。据县扶贫办统计，全县14万亩的水稻田，全部改为玉米等旱作物，以2010年的市场价估算，平均每亩要减收500元，全县此举共减收7000万元。而今作物市场价上涨，这一损失数据还在增长。
“支援北京，义不容辞，但赤城也是弱势群体。抽水不能变成抽血，北京用水应该建立用水补偿机制，目前的补贴太少，与我县的实际付出相差甚远。”赤城县扶贫办主任闫冬青说。2004年以前一直是无偿调水，自2005年起北京开始以管理费形式给予一定补偿，累计为北京供水1.43亿立方米，北京补偿管理费1500万元，每立方米仅补贴0.1元。而北京市调用石家庄的黄壁庄水库和岗南水库用水每立方米补贴为2元。
处于北京的区，赤城是首都的天然生态防护屏障。自2000年以来，赤城县先后实施了“21世纪首都水资源项目”“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塞北林场”等生态工程，近年来累计投入6亿多元造林178万亩，完成治理面积2150平方公里。
2002年12月开始，赤城又在全县范围内实施 “舍饲禁牧”。传统的牧业被舍弃，大量牲畜出售。到2006年底，全县羊、牛存栏数量分别由禁牧之前的56万只、8万头，锐减到7万多只、3.4万头，据赤城农牧局估算，仅这项养殖业让全县农民每年减少收入6500多万元。
被光秃秃的石头山包围着的赤城县，大部分仅剩下了传统农业。以雕鹗镇下虎村为例，原有4250亩耕地，退耕还林了1405亩，剩余的不足3000亩养活着1293口人。村里的小学只保留着一二两个年级，几十个孩子，“三年级以上都集中到镇上小学了。现在全村很难能走出一个大学生，通常在高中有的甚至初中就辍学了”。村干部王桂明说，“每年仅有的千把块种田收入，就是考上了大学又怎能供得起？”农忙时节一过，村口聚集着发呆的老人，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半闭着眼睛晒太阳。
焦虑的财政
“支援首都尽管让赤城县做了很大贡献，成为地方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但并非致贫的根本原因。长期困扰赤城的，是自身区位因素，以及产业结构单一又难以调整的沉疴重疾。”赤城县财政局副局长武建平说。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列入贫困县开始，赤城一直没能摘掉这顶贫困县的帽子。
自然条件上，“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赤城，山峦耸峙、沟壑纵横，山地面积较大，而耕地较少。原本耕地面积89万亩，由于近年来退耕还林近25万亩，真正能用于作物种植面积只剩下50多万亩。
武建平介绍，农业税取消后，全县财政收入80%以上依赖于资源矿产，而旅游、服务和餐饮业等第三产业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赤城县已探明的矿藏有金、银、铅、锌、铁、沸石等36种，目前呈规模开发的仅有铁矿资源。由于处在区，又是首都生态屏障，“一些项目被制约开发，比如金矿禁止露天堆浸，污染企业也早就关停了。”赤城县扶贫办副主任韩志杰说。
县扶贫办在2010年的统计，赤城县共被砍掉了70多个可能造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造成每年利税损失近亿元。取缔关停了59家化肥厂、造纸厂和人造板厂等企业，县财政每年损失减收5000万元。
2003年全县财政收入只有6000万，2011年达到9.7亿元。“这完全拜近年来铁矿石市价上扬所赐。”武建平说，几年前要支付全县9400名人员工资都比较勉强，近年来稍有好转，但还是“吃饭财政”。
“一个县的经济发展，要全部依靠这种风险极高、市价波动的资源产业，是不可靠的，必须得有加工、高新技术等其他现代大型产业。”武建平说。
但在地理区位、生态保护等因素制约之下，这些产业在赤城几乎是空白。
转身艰难
压力之下，“经济结构调整”成为赤城县领导班子的常挂嘴边的话。
“自2006年，县里共换过两届领导班子，每届领导都想把经济抓好，但进步还是很慢，不是路子没找准，而是受制约性因素太多。”中共赤城县委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赤城距北京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但县内至今未通火车，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全县只有9条本地道路或过境道路与北京路网相接，全县只有滦赤线赤城境内的一段为二级公路，其余均为三四级公路。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是个大事，铁路和高速需要上级部门甚至国家规划与批复，赤城县领导们干着急，却没有办法。”上述县委官员说。
十一五期间，赤城曾把发展放在对接京津的项目建设上，希望从旅游业、农产品加工业、矿产品精深加工业、新型能源业以及现代物流业等方面着手，建设成京北“后花园”“度假村”“农副产品供应基地”等。赤城希望能迎接来自北京的成批客人，可是由于交通不便、区位偏僻等原因，效果并不理想，譬如现代物流业便成了空谈。
自2010年起，与大多数急于脱贫的县城一样，赤城县开始调整思路。除了深化既有的产业项目以外，将全力放在招商引资上，重点寄望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入驻，从而打造“园区经济”。
“不光是招商局一个单位的事，而是全民招商引资，各个政府部门都被分配了对口任务，无论个人还是单位只要能将企业引来都将重奖。”上述的赤城官员称。尽管招商引资被推为赤城的重中之重，可效果仍不尽人意，一些外地的实力企业来赤城考察之后便杳无音讯。
“跑项目”“争资金”十分艰难。农牧局副局长张广明每年都要多次去省市部门，“跑几年也难能争得一个项目，一方面是可分配的指标少，争夺激烈，另一方面也看和领导是否熟悉”。
作为首都生态屏障的赤城，在招商引资上受到多重限制。一些耗水量大、有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即使想入驻也不敢接收，“北京城区外扩，但多企业外移，但大多落户到下风下水的廊坊等地，而赤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争不来，”赤城县财政局副局长高宏斌说。
更关键的是，在去年国家的政府债务通报中，赤城县有4.9亿元的政府债务列于名单之中。“这4.9亿元还不包括全县乡镇上的历史欠账。”武建平说。
2011年，赤城的发展再度被调整思路。当年底河北省提出 “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赤城被列入其中。由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省发改委干部等组成扶贫工作组驻点在赤城的贫困村内。与之同时，赤城县政府部门抽调2000多人组成工作组，由30多个处级干部带队进村入户展开摸底调研。
按照规划，赤城将用三年让全县252个贫困村脱贫。首批扶贫攻坚战将分成“四个片区”，培养汽车运输、中药材种植、生态旅游和劳务输出等六大扶贫产业。
前所未有的扶贫攻坚计划让赤城看到了希望。“以往扶贫款都是像撒胡椒面一样给村民，每人分摊到的只有几十块钱，根本无法脱贫。而这次扶贫可能会形成让老百姓稳固增收的持久产业。”县扶贫办主任闫冬青说。
不过这仍有亟待面对的问题。预算资金以及筹措渠道还需确定，按目前计划，除了上级专项资金和县财政出资以外，还需村民自筹资金，而《中国新闻周刊》入村采访发现，这部分资金虽然可通过政府担保来贷款，仍有不少村民对这种借钱搞投资的做法怀有顾虑。
传统的观念也很难短期转变。很多村民更愿意种植玉米，而不愿意尝试蔬菜、经济作物等。村民说，由于交通不便，前几年蔬菜经常滞销，他们亏怕了。
张广明经常去邯郸、唐山等地调研，外地经验中，技术指导和市场销路是关键之重。“赤城今年也走这条路，但看到成效还需时间。政府要补贴好几年，并且要做好准备：政府发起的产业引导，一旦将来销路成了问题，为了维稳，政府可能要为此埋单”。
这些机制还需要摸索，而重要的问题在于与其他地区的部门协调。让赤城县官员们记忆深刻的是：正在规划的贯穿赤城全境、从赤城到北京的快捷通道京赤一级公路，与北京的对接问题就一直协调不力，“就连要征占延庆一块2亩山地，都要协商很久”。
“与北京签订的"稻改旱"补偿协议已经到期了，农民对之前550元/亩的补贴不同意，希望能提高到1000元/亩。赤城要和省市、北京协调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也着急。”赤城县发改局局长杜笑飞说。
4月7日，连续多日的5级大风刮起扬尘，让赤城县湮没在一片灰霾之中。这座曾是平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老城，布满了陈旧的建筑、狭窄的街巷。全县难见六层以上高楼，即使是最繁华的中心街，10也可以走完。没有出租车，中心街上，可以看到突突冒黑烟的拖拉机和扬鞭运菜的驴马车并行。
县城的汽车站刚过4点就关闭了，每天通往乡镇的班车时隔几个，远一点的乡镇甚至当天无法返回。汽车站门口揽活的私家车生意冷清，大部分时间，司机们只好躲在车里玩手机、打牌，要么干脆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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